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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文来自《明朝官府一县在编人员一般就5-8名，所以很多事情都是“皇权不下县”的》评论区，标题为小编添加】

东林党确实主张过收商税

比如东林党人汪应蛟在天启元年《大兵四集新饷不敷疏》里提过

今台省诸臣惮忠条议，如盐课、如鼓铸、如典铺、如契税、如库折、如事例、如O地、如屯田等项，臣未到任，署部侍郎臣臧尔劝等分别议覆，有奉旨允行者，有未尽允令，再议确者，臣今复与臣尔劝、臣德完及司属诸臣通将前后会议条款再三查覆，逐一商度，务求法所可行，事无空碍者，约计可办之数除加派三百六十六万两，仍旧派征。盐课议增五十四万两，近奉旨允行外，若两京及荆州等处广铸制钱，岁可得利二十万两；典铺母钱有多寡，大约万金以上者，其子钱不啻千金，当取税百两，二万金以上者取二百两，而下之七八千金者取七八十两，千金者取十两，什一而税，似非厉民，惟有司查覆明确，不许借端生扰，岁可得二十万两；

但东林党主要还是为了阻止皇帝通过太监自己收税（甚至都把主意打到当铺头上了），而且明朝商税一般都是收取摊位费或过关费、城门费，牵扯到文官地主阶层的机会确实比较少（这些人的核心还是土地，而且明朝本身还有有功名者免税的问题）。而海外贸易一般大海商也是大海盗，比如郑芝龙，他虽然理论上也是大地主，但其实和文官地主阶层交往不大，真扩大商税影响的也是这种“外人”。

总之，明朝商税茶几不仅仅是收不收的问题，还有收什么和怎么收的问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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